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任何禁忌体系都伴随着一套报复的威胁。⑩德国学者普芬道夫指出：具有互助性的人类却有很多恶习，并且具有强大的伤害能力。

进入专题： 自我克制 良知与责任 团体性共识 秩序模型 。其实，更接近本质的描述是：没有一个共识体系，人类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一个具备良知的人，会对公共规则感到敬畏，良知就如同住在他内心的一个超自然法庭——康德说，良知很像影之随形，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41)——在它的作用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让自己积极地做出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并尽力避免规则所禁止的行为。后起的法律将这一套保障机制完整地借鉴过来：一方面，通过在法律规则中设定法律后果的方式，来告诫和警醒人们，遵守或违反规则，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勒庞指出，尽管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很大，但在本能和情感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些方面，最杰出的人士并不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12)。

人们相信危险并用它们来强迫他人，也唯恐自己行为不当而招致危险。在很多地方，人们还认为女子的通奸行为会让她的丈夫陷入某种危险。这就是苏格拉底一案的案由。

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总理，他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学说，成为了民国法治的指导思想。背后的原因还在于，如前所述，不同地方的神灵、圣王、宗教都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各具特征。让华盛顿始料不及的是，他担心的两党轮流统治居然在他身后变成了常态化的政治现实。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第一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党治制度，不只是一种事实，并已一再著为法律。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法学理论固然要研究出于国家的法，但同时也应当研究出于政党的法。

在古典文献中，汤对法治的驱动虽然显得不够生动，但接下来的文王与武王，特别是周公，为西周法治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数千年来，这个案例虽然已经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诠释，然而，从神灵驱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例表明，神灵对雅典的法治形成了有力的驱动。这种由神明驱动的法治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神灵驱动型法治。他说，以1100年或1150年的眼光来看，1000年北欧和西欧各民族的民俗法显得相当原始。

这些已有的成果虽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辨析，但也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与西方近现代政党驱动型法治之间的差异。党作为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已有深刻的阐述，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丰厚的文化根源，因而，党作为先锋队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全面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其间，宪法提案的伟大鼓吹者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无保留地为宪法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条款进行辩护，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制宪会议上经常受到攻击，而且他们关于能够支配各州的联合政府的观念也遭到了反对。二、政党驱动型法治在西方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发生，随着近代意义的政党在欧洲的形成，西方的宗教驱动型法治也随之转向政党驱动型法治。

因此，在20世纪中叶，由国民党驱动的法治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顾名思义，这种法治的驱动者不再是人之外或人之上的神灵，而是人之中的圣王。

根据新约全书，约翰眼里的耶稣呈现为：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理论一直是中国法学领域内的热点。

演变的结果，就是从昔日的辉格党变成了后来的自由党。但是，数十年间的主流法治理论，主要还是在借鉴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圣王驱动型法治还可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到相应的论述。而且，从前一种法治到后一种法治，并没有一扇象征性的门，打开那扇门，迈进那扇门，转变就在瞬间完成，没有那样整齐划一。1799年，华盛顿在致帕特里克·亨利的信中写道：我们内部的某个政党竭力以虚构的惊恐来扰乱人心，这个政党已成为政府机关的严重负担，并反对政府基于防卫自身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存在着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详后）。

概而言之，从1921年以来，特别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构成了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训政与党治的理论指导下，尤其是在训政与党治的实践中，促成了政党驱动型法治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

《诗》、《书》、《礼》、《乐》皆素王平治之书，为《王制》之节目。如果要追问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方近代兴起的政党，乃是一种普通的政治团体，西方的政党追求政治权力，与普通的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这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所秉持的政治主张各异，因而对法国的法治形成了不同方向的驱动。最早的近代政党是英国的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甚至在17世纪，这两党已在议会里，用散发小册子、公开讲演的方式自由地进行着斗争，下议院的立法程序又一贯地保护着反对党对政府的攻击。

《天下篇》中所说的神明，虽不像观射父所说的那样具体，但亦可以佐证，神明降之确实是一个具有思想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法治，代表了人类法治的源头。这就是说，理解党治是理解国民政府的前提。后世习惯于把《周礼》归属于周公的制作，而《周礼》就是西周法治的集中表达。

相比之下，自汉代以来，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原则，儒家或儒教对传统中国的法治产生了强大的驱动作用，但是，能否在宗教意义上把儒家称为儒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周公之后的孔子，按照廖平的《王制学凡例》，《王制》为孔子所传，孔子修《春秋》已，复删《诗》、《书》，定《礼》、《乐》，终乃系《易》。

如果说，政府推动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的二元划分还有一些尚未克服的难点，那么，从驱动力量或主导力量着手，来考察法治的不同类型，并在不同类型的比较中理解当代的政党驱动型法治，或许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项。凡拥护杰弗逊反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则被称为‘反联邦党人。

楚国大夫观射父的这段话表明，华夏最早的法治秩序是由觋（男）或巫（女）建构的。在革命过程中，爱国党的宣传曾遭到反对派的驳斥，但政府方面没有给宣传设置任何障碍。

根据《国语·楚语下》，楚昭王向楚国大夫观射父提出了一个问题：《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的回答很有名，他说：非此之谓也。此外，在初次发表于1935年的《十年来之中国法律》一文中，吴经熊又称：民国之国体虽变，而法制未能焕然一新。较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不存在受过训练并在教会法院、王室法院、城市法院、庄园法院、商法院或其他法院中充任法官、律师或顾问的法律家阶层。

进而言之，法与国家不可分，法与政党也不可分。四、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兴起与法学理论的更新 本文的研究旨在揭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由于驱动力量的变迁，促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法治。

这种强调党争的两党或多党政治理论，虽然符合欧美的政治传统，但却无法对接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没有得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选择与接纳。但是，在建构法治的过程中，觋（或巫）只是一个载体。

在各种阻碍面前，联邦党人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中一个举世瞩目的举动，就是为这个有争议的新宪法写下的85篇论文，把这些论文汇集起来，就是今天所见的《联邦党人文集》。塔玛纳哈关于法治理论的这些总结与梳理，大体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学界关于法治的构想。